昙无谶（385年—433年），中天竺（今印度中部）人，北凉时期重要的佛典翻译家。其生平，《高僧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里据以介绍。昙无谶出身于“佣织毾㲪”之家（毾㲪，毛毯），六岁丧父，母亲见沙门“丰于利养”，所以让昙无谶习佛。他“聪敏出群”（《高僧传》），勤学佛典，长于辩论，跟随白头禅师学习《涅槃经》，以修习大乘佛学为主。

后来，昙无谶前往罽宾（今克什米尔）。因罽宾主要流行小乘佛教，与他所习大乘不合，所以他继续北上，至龟兹、鄯善、敦煌。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攻占了敦煌，将滞留在这里的昙无谶迎接至姑臧（今武威市）。蒙逊佞佛，他让昙无谶翻译《涅槃经》。当时昙无谶仅随身携带《涅槃经》前十二卷。他学习汉语三年，然后译出这十二卷。因非全本，所以他折返天竺，访求全本，终于返途中在于阗获得了全本，带到姑臧，继续翻译，形成完帙《涅槃经》四十卷。

在翻译过程中，昙无谶得到了姑臧僧侣的大力帮助。本地僧人惠嵩、道朗等推重昙无谶，他们聚集“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反复讨论，而昙无谶则“清辩若流”，“临机释滞”，做最终的拍板定案。这样，使得译本“富于文藻，辞致华密”，有较高的质量保证。昙无谶还翻译有不少其他佛典，但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涅槃经》。

《涅槃经》的最大影响，就是“佛性论”。“佛性”，通俗讲，就是成佛的可能。《涅槃经》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要努力修行，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既然如此，那最坏的人（ “一阐提”）也就具有了成佛的可能，即所谓“一阐提皆有佛性”。由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就有了理论依据。佛性论是《涅槃经》的最大特色，也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石。它大大扩展了佛教的受众面，对于佛教在中国尤其是士大夫中间的迅速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此而形成的涅槃信仰，更是普遍流行。东晋的竺道生、南朝的谢灵运、梁武帝，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谢灵运见北本《涅槃经》（昙无谶译本）“品目过简”“文有过质”，遂执笔翻译了南本《涅槃经》三十六卷，梁武帝甚至下敕撰成《大般涅槃经集解》，以我国特有的传统经学方法来注解佛经，此后，涅槃信仰完全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的主流。从这个角度来说，昙无谶完整翻译《涅槃经》，这一举动确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关于昙无谶，尚有另一侧面。据载，昙无谶精通咒术，据说还十分灵验，神秘异常。这显然是荒诞无稽之事。在理性认识尚不足的时代，昙无谶之类的僧人以咒术来行骗，当属常见，不过这也为沮渠蒙逊杀昙无谶埋下了伏笔。

这些记载，是是非非，物议纷纭，但其影响，却如同蝴蝶煽动的翅膀，居然也会引起大西洋彼岸的飓风。假如说拓跋焘赐死沮渠昭仪的确是因为其在北凉时有与昙无谶交接的历史，那么，这必然会给拓跋焘留下憎恶佛教的充足理由（可参吕思勉《论沮渠牧犍之死》，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后来，拓跋焘就成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事件的启幕者。拓跋焘灭佛后，北魏境内的寺庙基本被焚毁无余，直到后来拓跋浚再次复兴佛教，才有了恢复重建。

总之，昙无谶是一位复杂多面的人物，称其学僧也好，称其术士也罢，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从积极一面来看，他不远万里带来《涅槃经》，勤苦译介，对于推动中国佛教的加速流行，和丰富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