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珍（438年—518年），字世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北魏灵太后之父。安定胡氏世为大族，人才辈出，但胡国珍一支  则应是较为普通的士大夫家庭。自胡国宝、胡充华（灵太后）之后，其家门成长为盛极一时的豪门外戚。

     胡国珍祖父胡略，在后秦姚兴时任平北府咨议参军；父亲胡渊，是胡夏赫连屈丐的黄门侍郎。拓跋珪攻陷统万城，胡渊便投靠了北魏，因而得任河州刺史。总体来说，胡略、胡渊职位相对不高，且以偏安政权内的文职为主。不过由此来推理，其家族崛起的契机，应是在姚兴大力奖掖文化时，胡氏子弟因博学而被引用；其进入胡夏政权，应是后秦灭亡后的转换门庭；其改投北魏，则奠定了胡氏崛起的根基。

      胡国珍早年之事，我们仅知道他少时好学，“雅尚清俭”（《魏书•胡国珍传》）。这些信息只能说明，胡国珍是一个清静自守的文人而已，未见其他特异之处。从他娶妻皇甫氏来看，安定胡氏的权力范围有限，其人望很可能仅限于陇右或安定区域内。但胡国珍有个好妹妹——“僧芝”，和一个“好女儿”——胡充华。僧芝担任比丘尼统（国内尼姑的大统领），她进宫讲解佛法时，推荐了侄女，胡充华遂得入宫。之后，胡充华被宣武帝元恪封为承华，十年后生下了元诩（即后来的北魏肃宗），晋升为充华。再后来，元诩继位，胡充华母凭子贵，攫取了最高统治权，临朝听政，成为史上著名的垂帘听政的女性之一。在统治的早期，胡充华积极有为，晚期则极尽荒淫之能事，对此，史家有严厉的批判。

      胡国珍是命运的宠儿。景明元年（500年），胡充华入宫，已年过六旬的胡国珍成为国戚；延昌四年（515年），其外孙元诩登皇帝位，封胡国珍为光禄大夫；同年，胡充华扳倒高太后，临朝称制，七十八岁的胡国珍就彻底地时来运转了，“好运来了挡不住”，他封爵屡加，官职频晋，特权越大，起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给甲第，然后就“入决万机”，接着进位“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中书监是实质上的宰相了，当然要判决“万机”了。

      为了让胡国珍这个“暴富”的宰相成员平等而体面地参政，胡充华专门为他“给步挽一科，自掖门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备几杖”。即便这样，胡充华还觉得不够尊荣，于是“熙平初，加国珍使持节、都督、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在任宰相的同时，“示以方面之荣”。这是美好的异想天开。历史上哪一位宰相，能在主持朝廷工作的同时，还能兼任地方大员、处理地方政务？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这样不行，那就想别的办法以示尊荣：“迁司徒公”。一般而言，司徒足够尊显了，加一个“公”字，虽非创制，但亦属罕见。胡充华为了尊荣老父，敢于凿空万古、横断众流，堪称“大手笔”。

      胡国珍另一个幸运点是，他享年八十岁，就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胡充华的统治相当有效，体恤民生，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完全是女强人的铁腕政治。而在他去世之后，胡充华荒淫无度，丑不堪闻，北魏政局也终于土崩鱼烂。这些荒唐往事，胡国宝没有机会看到；或许他不愿意、也羞于看到。

      胡国珍还有一个幸运点，就是死后的备极哀荣。一般而言，正史很少详细记载一个人死后的安葬情况，可对胡国珍，《魏书》《北史》都不吝笔墨，大段记述胡充华如何破格破例地为其发丧等情况。这显然是隐含批判的“春秋笔法”。

      正如魏收在传记末尾的议论：“盖由进不以礼，故其毙亦速。”言下之意，胡国珍坐火箭般的迁升，完全不合礼法，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很显然，胡国珍的超擢，人人都看在眼里，都知道这样的好运不会长久。这位六十岁之前毫不起眼的老人，居然在七十八岁之后好运开挂，位极人臣，备极哀荣，实属千古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