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凿南北石窟寺的名将

      奚康生（467年—521年），本姓达奚，北魏名将。《魏书》记载奚康生为河南洛阳人，其实这是当时对南迁代（今大同市）人的通称，凡是迁到洛阳的代人，均称洛阳人。奚康生应该是代人，鲜卑族。从其“世为部落大人”、祖父任柔玄镇将来看，奚康生家世很好，以部落大人而为鲜卑勋贵。早期的六镇镇将大都由鲜卑勋贵出任。

      奚康生少时骁勇，臂力极大，能“弯弓十石”，而且其所用箭也比普通所用要大一号。可以说，善射是奚康生骁勇的最大特点，这就如同李广，尽管武艺高强，但射术始终是其最擅长的技艺。与此相关的是，奚康生任南青州刺史时，梁朝听闻奚康生能引劲弓，于是派人给奚康生送来了两张八尺大弓，和杆粗如笛的箭。奚康生当着众将领的面，搭弓射箭，绰有余裕，“观者以为绝伦”（《魏书•奚康生传》）。

      奚康生参与的战争，有征伐柔然与山胡的，也有对南朝齐、梁的作战。对南齐作战，是跟随孝文帝拓跋宏南征。在钟离（今安徽凤阳）渡淮时，南齐军队抢占淮河中的小洲，想要切断已渡河的拓跋宏的归路。危机之下，奚康生挺身而出，夺占河中小洲，保护了拓跋宏的安全。这是立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功劳，十分显眼。次年，奚康生还和杨大眼一起去救涡阳，并逼迫南齐将领裴叔业退却；在裴叔业以寿阳投降北魏之后，奚、杨两将进据寿阳，镇守这个淮河流域最关键的要塞。

      天监四年（505年），萧宏北伐。萧宏是梁武帝的弟弟，为了让萧宏取得战绩，梁武帝给兵十万，且器甲精新，“百数十年未之有也”。北魏也派出了元英、奚康生、杨大眼等名将，以抵御萧宏的进攻。萧宏驻兵洛口（今安徽怀远市），距涡口（涡河入淮之口）不远。但萧宏胆小如鼠，畏缩不前，一天夜里，一场巨大的暴风雨骤然而至，萧宏以为北魏大军攻过来了，吓得弃军而逃，梁军因此彻底溃败，伤亡近五万。

      洛口之败，直接导致梁军被动进行了不惜代价的钟离保卫战（详见杨大眼一文）。在洛口之战中，魏军如何作战，我们难知其详，但《魏书•奚康生传》记载说，是奚康生“一战败之”，似乎是奚康生击败了萧宏。这或有夸饰之嫌，不过奚康生参与进攻，应该是实情。奚康生、杨大眼都是参战将领，但《杨大眼传》中没有记载杨大眼击败萧宏；同样的，奚、杨也都经历了钟离惨败，但杨大眼因惨败而名誉扫地，而奚康生则没有。这说明正史的记载虽偶有夸饰，但总体可靠，责任分明，奚康生在这场战役中确实有功。

      战场上的奚康生英勇善战，但政治上的奚康生却性格粗豪、不够圆滑，并以之丧命。奚康生是拓跋宏重用起来的，对拓跋宏无限忠诚。拓跋宏去世后，元恪（拓跋恪）、元诩（拓跋诩）相继接替。元诩继位时才五岁，胡充华临朝称制，总揽朝政。这时候，胡充华的妹夫元叉（也有写作“元乂”）、与元叉有亲戚关系的侯刚，都与奚康生关系密切，他们准备联手废掉胡充华。正光元年（520年），元叉发动“宣光政变”，囚禁胡充华，处死元怿，大权在握。奚康生的本意是忠于国君、反感胡充华的牝鸡司晨，却因择人不善、方法过当，而被玩弄权术的元叉当了枪使。

      当奚康生回过神来、明白事理后，便必然地与元叉产生了矛盾。他担心自己被杀。所以，正光二年三月，在魏明帝元诩拜见胡充华、群臣宴舞时，奚康生借助舞蹈动作，向胡充华表达了除元叉之意。胡充华心领神会，要求晚上与儿子元诩多叙一会，可元叉、侯刚却跳出来阻止，这时候，奚康生坚决支持元诩，并带领群臣“皆唱万岁”，元叉对此无可奈何。奚康生明显是在带头与元叉作对，所以元叉很快便借故处死了奚康生。可怜的奚康生，刚开始反对胡充华，后来却又暗地里支持；刚开始联合元叉、关系密切，后来却又带头反对。这样的前后不一，被人嘲讽为“反复”。其实奚之本意，应该是心向王室、忠于国君，只不过其择人、其方式都有问题而已。

      在丝绸之路上，奚康生留下一笔重要财富——南、北石窟寺。由于他征战无数，杀戮太重，所以便“信向佛道”，以求忏悔。据记载，奚康生曾任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每临一州都会捐出宅院、建立寺庙，其最有名者，是他于永平二年（509年）任泾州刺史后，在今庆阳市东北25公里处的山崖上，开凿洞窟，造七尊八米高的佛像（七佛像），随后又在今泾川县东泾河北岸砂岩上，开凿洞窟，造七尊六米高的佛像。后人以奚康生所凿洞窟为中心，不断在周围凿造洞窟，遂形成著名的南、北石窟寺，其中北石窟寺规模尤大，与莫高窟、麦积山窟、炳灵寺窟并称为甘肃四大石窟。

      时光荏苒，历史的风尘淹没了石窟寺名，以致于国内罕有人知。1925年，青年学者陈万里陪同美国人西行考察，在西安市场上偶遇“南石窟寺碑”的拓片，他敏锐地洞察到其珍贵价值，遂前往考察，最后在泾川县城东发现了石窟群，断定这就是拓片中的南石窟寺，并称之为“西行第一得意之事”。陈万里还推断，有南石窟寺，必有北石窟寺。1961年，甘肃省博物馆的工作队在北石窟寺唐窟中发现了“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之语，遂定名为北石窟寺。

      由此，由奚康生发端开凿、后世补凿而成的规模浩大的、极具代表性的石窟艺术瑰宝，终于再度焕发出其惊世光芒，与甘肃西端的榆林窟、莫高窟、马蹄寺窟、天梯山窟，南部的炳灵寺窟、中东部的麦积山窟、大象山窟、云崖寺窟，固原的须弥山窟等，一起辉映成我国著名的石窟艺术长廊，长留天壤，昭示后人。

      也许，奚康生的武功今天只能是个传奇，其起起落落的仕途生涯也都会付之一谈，而其首凿七佛（佛教东来的最早七佛）和恢弘造像，则历千年而不朽，共三光而永光，成为永恒的民族艺术财富。